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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給鄧小平當翻譯的歲月
作者: 高志凱
2004年08月22日 10:37
《財經時報》

  8月22日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的日子,本報特辟專題以示紀念,專題文章從不同角度反映了鄧小平作為一代偉人豐富和傳奇的人生片斷以及后人對其豐功偉績的緬懷、追思。

  我陪同小平同志接見外賓人數最多的一次,就是1986年11月14日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以范爾霖董事長為團長的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代表團一行。就是在18年前的這次會見上,小平同志提出中國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場,因此,這次會見通常被認為在中國現代股票市場的發展史上有開先河之重大意義

  2004年5月,我應美國紐約股票市場最大的造市商(market-maker)拉布朗奇公司(LaBranche Co.)董事長兼總裁麥可.拉布朗奇先生(Michael LaBranche)的盛情邀請,再次訪問了紐約證券交易所。

  其間主人贈送給我一件珍貴的禮物,勾起了我對小平同志的深深懷念。

  主人們知道我曾有幸于1986年11月14日擔任小平同志的翻譯,陪同小平接見了以約翰.范爾霖(John Phelan)為團長的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代表團一行,他們特意將紐約證券交易所珍藏的一幅當年會見的照片贈送給我。

  就是在18年前的這次會見上,小平同志提出中國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場,因此,這次會見通常被認為在中國現代股票市場的發展史上有開先河之重大意義。

  美國朋友贈送的禮物格外珍貴,因為在1986年這次重要的會見之后,紐約證券交易所多年來,一直將這次會見的照片陳列在交易所內 。

  嚴格入選

  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復出后,馬上就恢復了已經停止十年的高考。

  我當時正在讀高一,但也熱血沸騰地投入到高考的熱潮之中,而且跳級成為“文革”后第一屆大學生,之后我又跳級考入北京外國語大學聯合國譯員訓練班。

  當我于1983年加入外交部時,雖然才21歲,但已是研究生畢業,而且開始發表譯作。我是小平同志改革開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給小平同志擔任翻譯,既是最高的榮譽,又是極大的挑戰,難度極大。小平同志帶有濃重的四川口音,例如“四”和“十”幾乎是同音,一不留神就容易聽錯。小平同志通常言簡意賅,用詞造句高度集中,方言用語形象生動,例如“翻兩番”這些用詞,翻譯初次聽到時,很難把握其準確用意。

  小平同志高瞻遠矚,處于決策的最高層面,經常會說出一些全新的概念和思想,翻譯通常無從準備,必須現場緊急處理,難度極大。

  另外,小平同志一言九鼎,代表整個國家和民族,如何準確把握他老人家的口氣和分寸,準確無誤地傳遞他的真實思想,是翻譯工作中的一大難題。

  為了確保外事活動萬無一失,為了忠實準確地傳遞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挑選翻譯總是嚴而又嚴,通常只有經驗豐富、語言功底扎實、久經考驗的老同志才能入選。

  雖然我在入部的頭一兩年已多次為總理和總書記等高層領導擔任翻譯,而且得到一致好評,但在派我擔任小平同志的翻譯前,外交部還是慎而又慎,對我進行了多方面的嚴格培訓。

  由于組織和領導對我的充分信任,又有老一代外交官和翻譯家給予我的精心培養和手把手的教導,我才有幸脫穎而出。

  使我受益最大的是老一代翻譯家在給小平同志翻譯時,多次特意把我帶上,使我有機會親臨現場,親身感受小平同志接見外賓的氛圍,親耳聆聽小平同志的講話,親眼目睹小平同志的風采。

  當時我總是懷著激動的心情,認真端坐在后排,努力熟悉小平同志的語音語調和用詞造句,如饑似渴地學習老一輩翻譯家的翻譯技巧和外交知識,聚精會神地進行模擬翻譯。會后又經常同老一輩翻譯家切磋技藝,經常把會談記錄一字一句地來回翻譯好多遍。

  這為我今后為小平同志擔任翻譯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喜歡在福建廳接見外賓

  1985年,我23歲,開始擔任小平同志的翻譯,當時小平同志已年過80。

  20世紀80年代中葉,我多次陪同小平同志會見外賓,包括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副總統布什、前副總統蒙代爾、前國務卿基辛格、國務卿舒爾茲、國防部長溫伯格、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多爾、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范爾霖、澳大利亞總理霍克、澳大利亞前總理惠特拉姆、新西蘭總理朗伊、孟加拉國總統艾爾莎德等等。

  雖然我與小平同志年齡相差近60歲,但我所為之服務的小平同志,總是精神矍鑠,思維敏捷,根本不像如此高齡的老人。

  雖然時隔已近20年,我腦海中的小平同志還是那么栩栩如生,他那灰中泛白的頭發總是梳理得整整齊齊。他總是穿著淺灰色的中山裝,風紀扣總是扣得嚴嚴實實的,黑皮鞋總是錚亮發光,步伐堅定,握手有力,目光炯明,聲音洪亮。

  小平同志喜歡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外賓。通常我們總是提前一個小時就先到福建廳待命,而小平同志通常會提前半小時左右來到福建廳,聽取中方陪同人員的匯報。

  小平同志抵達前,福建廳內的氣氛總是相對松弛輕快,陪同人員經常互相交談,互致問候。小平同志抵達時,在大廳門口等待的工作人員通常都是小步快跑進來通報:“小平同志到了。”這時,福建廳內所有人員都會肅然起立,氣氛一下子就緊張起來。

  好在小平同志經常是面帶微笑步入福建廳,而且常對大家說“同志們好”,并同大家一一握手,這樣氣氛才會稍有松弛。

  小平同志入座后,我就會在他身后的椅子上入座,陪同他聽取工作匯報。現在回想起來,這些時刻都是我一生中最寶貴、最難得、最充實、而又最愜意的時刻。顯而易見,即便是各位領導同志,親自給小平同志匯報工作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小平同志太德高望重了,他具有一種無與倫比的震攝力量,只要他一開口說話,全場大家都會聚精會神,認真傾聽。對任何一個人來說,同小平同志在一起都是彌足珍貴的時分。而此時此刻,現場通常只有我一個人能夠坐在小平同志的身后,由于翻譯工作此時還不必開始,我可以最貼近地聆聽著小平同志的諄諄教導,而且幾乎是用他老人家同一個視角望視著各位領導同志向他匯報工作。

  多少次我親身感受到小平同志的威望,多少次我耳聞目睹他的偉人風采。

  以“芥蒂”概括中美摩擦

  在20世紀80年代,被小平同志接見是外賓來華訪問的最高待遇。外賓通常都是準時抵達,小平同志總是健步走到大廳門口等候,并同來賓們一一握手致敬,此時我總是緊跟在小平同志身后,為他翻譯并簡單介紹來賓的情況。寒暄后,通常都會拍集體照留念,然后再分主、賓依次入座。

  我為小平同志擔任翻譯的那幾年,小平同志還沒有戒煙,他入座之后,通常會說一、兩句簡單的話作為開場白,例如:“歡迎”,或者“我們是老朋友了”,或者“都好嗎”,然后他就會用火柴點燃一支細長的熊貓牌香煙,這樣一來會談才開始進入主題。

  20世紀80年代中葉,小平同外賓談得最多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世界的發展和平、干部的年輕化建設和臺灣問題。小平同志十分重視中美關系,并十分強調改善中美關系,解決臺灣問題。

  很多外賓都十分珍惜同小平同志的會談,通常都會提出很多問題予以請教。小平同志的高瞻遠矚,以及他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堅定不移的信念和決心,總是給每一位外賓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涉外活動中,小平同志總是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的毅力和智慧,而在翻譯上,也會給翻譯人員提出重大的挑戰。

  記得1987年3月3日,我陪同小平同志接見來訪的美國國務卿舒爾茲,當時美國同古巴的關系比較緊張,中美關系也有些波折。

  舒爾茲較長篇幅地介紹了美、古關系的問題,試圖爭取改變中國對古巴的立場。舒爾茲陳述完畢后,小平同志冷靜地說:“我們關于古巴問題的立場是眾所周知的。請你談下一個問題吧。”

  小平同志就這樣果斷地把話題脫離開古巴問題。席間舒爾茲又就中美關系中的一些問題予以渲染,小平同志聽后,沉著地指出:“中美關系最近有些芥蒂,是可以解決的。”

  小平同志把美方刻意渲染的問題概括為“芥蒂”,用“芥蒂”來描述當時的中美關系,又沒有說造成芥蒂的原因或者事由,也沒有說是中方有芥蒂,還是美方有芥蒂,或者是雙方都有芥蒂,可見他老人家的煞費苦心和高超的外交技巧。

  但要把這句話翻譯好,可是一大挑戰。由于小平同志帶有濃重的四川口音,他說的“芥蒂”帶有一個長長的圓音,與普通話的發音很不相同,我首先必須確定小平同志到底用的是哪個詞。

  第二,漢語中“芥蒂”的使用頻率很低,坦率地說,我過去從未聽到任何一個人在口語中用過“芥蒂”一詞。

  第三,“芥蒂”的中文含義本身就較難確定,它不是指一個具體的事物,而是指一種較難界定的心態,不同的人對此詞的解釋常有所不同。

  第四,我更沒想到可以用這個詞來描述中美關系。在這種最高的外交場合,我無法去問小平同志“您用得到底是哪個詞”?或去請教:“您說的芥蒂在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外交無小事,小平同志精心挑選的一字一詞更不是小事。此時此刻,把它們準確無誤地翻譯成英文,把小平同志的真實含義不偏不倚地傳遞給美方的任務就落在我的肩膀之上。

  我在瞬息之間對小平同志的用詞以及語調和表情進行分析,判斷他是想淡化處理。我沉著冷靜地選用英文“Unpleasantness”一詞,圓滿地完成了任務:“Recently, there is some unpleasantness in the Sino-U.S. relations,which can be overcome”。

  在為小平同志當翻譯的歲月中,這類例子不一而足。

  聽小平用英文說“再見”

  我陪同小平同志見過很多外賓,只聽到他說過一次英語,而我的處理還帶有一定的戲劇性。

  那是1986年10月9日,小平同志接見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當時中美戰略合作關系進展良好,賓主相談甚歡。會后小平同志一直把溫伯格送到福建廳門口,熱情洋溢地與他握手告別,并用英語對溫伯格大聲地說:“Good-bye”。

  出于我過分認真的工作態度,以及幾乎是本能的專業反應,我竟湊近小平同志的耳畔,把小平同志自己說的英文再翻譯成了中文:“再見”。

  這時候,就見小平同志半含嗔色地回首瞪了我一眼,然后他也暢懷地笑了起來,并再用中文對溫伯格說:“再見”!這樣我才得以又恢復了翻譯的正常順序,用英文對溫伯格說:“Good-bye”!在一片歡聲笑語之中,賓主才依依不舍地分別。

  我陪同小平同志接見外賓人數最多的一次,就是1986年11月14日在福建廳接見以范爾霖董事長為團長的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代表團一行。

  范爾霖他們是來京參加中國人民銀行和紐約證券交易所聯合舉辦的中美金融市場研討會,美國方面一共來了數百人,大多都是美國證券市場、投資銀行、律師事務所和各大會計師事務所的精英代表。

  當時中國還處于改革開放的初級階段,小平同志會見象征著資本主義發展最高水準的美國華爾街代表團具有深遠的意義。

  小平同志在會見中指出,開放政策是中國的希望,不僅20世紀要開放,下個世紀仍要繼續開放。小平同志說,美國在投資方面有足夠的知識,美國人很富有,但在中國投資還要有足夠的勇氣,為了發展合作,中美雙方都要有勇氣、有遠見。

  小平同志希望美國朋友到中國投資,膽子要大一點,勇氣要足一點。在聽取了范爾霖關于美國股票市場的介紹之后,小平同志說,在股票證券方面,你們都是專家,你們比我們懂得多,我們要向你們虛心學習,我們中國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場。小平同志的這一席話,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大家公認,小平同志的這一席話奠定了現代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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